日期:2025-07-28 08:42:39
合理的人物塑造和严密的故事逻辑,是很多国产剧情片难以越过的两座大山大彩配资,结果总是高开低走,尴尬收场。
■相机镜头后的视角
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还原研究中,影像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骇人的是,很多影像资料由施暴者本人拍摄记录的。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故事,就从日军快门与扳机同时按下的那一刻开始讲述。
(以下内容可能包含剧透)
电影开头,跟随日军随军摄影师伊藤的视角展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族子弟来到战场上,被教育的第一课,是在提醒长官“杀害战俘违反国际法”后挨的那一耳光。
紧接着,伊藤被教会了作为日军摄影师的第二课: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人,而是他的拍摄素材。想要捕捉下战俘击穿子弹头颅的那一刻,快门的速度却跟不上子弹的速度,怎么办?那就多杀几个人,直到拍到“完美照片”为止。
这个看似羸弱的摄影师很快就“接受”了这样血腥的虐杀场景。一排跪倒的中国人,在一声又一声枪响后血溅黄土,生命随扬起的尘沙散去。背过身去的伊藤浑然不觉,与长官谈论起“十分珍贵”的胶卷底片。
在侵华日军的眼里,中国人的命,不如一张德国产的胶卷底片珍贵。比记录日军暴行的影像内容更残忍的,是镜头后面以此为乐、引以为荣的军国主义毒瘤。
然而,如果只停留于侵略者视角,电影就只能沦为一部凌虐片。当这部电影的叙事视角选择从战场上走下来,它讲述的其实是普通百姓的抗争。《南京照相馆》的视角切入的确很新颖。
于是,在两支日本军队管辖范围交界的一条巷弄里,刘昊然饰演的邮差苏柳昌,因一本邮包里掉出的相册被误以为是吉祥照相馆的学徒,与摄影师伊藤的命运产生了交织。
电影的真正主线就此展开,邮差苏柳昌替伊藤冲洗胶卷以求生路,并冒死留下记录着罪行的相片,与吉祥照相馆地下室躲藏的众人合力将相片运出沦陷区,成为揭露侵略者罪恶的如山铁证。
从苏柳昌的视角,电影展示了普通民众在侵略者屠城统治之下的命运。
没有通行证的普通南京市民,是侵略者眼里可以随意虐杀的对象,对日军有用的人就写张纸条作保命符,对日军没用的人被砍头、活埋、奸淫……坐着日军的卡车在大街上驶过,路过扒着车向他们求救的,是昔日的街坊邻居;卡车碾过的障碍物,是堆积成山的南京百姓的尸体。
这些画面,变成了苏柳昌在红色暗房里洗出的一张张照片。值得肯定的一点是,电影对于照片的理解不仅仅停留于对残酷罪行的揭示。
在战争的铁蹄踏破河山之前,吉祥照相馆里的底片里,记录的都是每个普通人人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纪念的大事。
这些被当做掉包底片的胶卷上,一帧帧滑过的,是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妻,是刚呱呱坠地的新生婴儿,是功勋等身的老将军,是携手走入安乐晚年的暮年夫妇……
相片不只是记录罪恶的证据,这间照相馆也曾承载过幸福、希望和荣誉。侵略者的战车碾过,他们原本平安宁静的一生被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取代。
抓住了“照相”这一切口大彩配资,《南京照相馆》也牢牢抓住了还原这段历史最好的手段。这个精妙的视角切入,在影片的前半段把故事的调子拉得很高。
■头重脚轻
然而前半部分的调子拉得越高,后半部分急转直下的剧情就越显得突兀。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物塑造上的轻重不分。对比原型里只有两个少年洗印、运送相片的故事,《南京照相馆》增加了照相馆老板老金一家、电影演员林毓秀、警察宋存义、汉奸翻译王广海几个主要人物。
导演想打造一场小人物的群像戏,然而看完全片,走出电影院,你会发现,影片中印象最深刻、刻画最复杂的人物,居然是日军摄影师伊藤和汉奸王广海。
伊藤最有戏剧张力的桥段,发生在他履约给了苏柳昌两张出城通行证前后。因为不信任中国人,伊藤想要杀掉一直帮他洗照片的苏柳昌,然而扣动扳机的手却迟迟按不下去。在苏柳昌把他拍的南京风景照洗印出来,制成相册送给他后,伊藤才放弃杀心,把出城的通行证给了苏柳昌和他的“妻子”林毓秀。
这时的伊藤,似乎还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日本军人,他更多地停留在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里。
两张通行证,照相馆地下室的五个人,好不容易得来的保命机会,他们选择抓阄决定谁出城。最后,老金的妻女拿着证件赶到了出城哨卡,却在下一秒被日本士兵残忍杀害。
哨卡士兵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伊藤命令他们,一旦检查到苏柳昌拿到的那两张通行证编号,就把这两人杀掉。镜头闪回,伊藤听着练书法的长官给他讲“仁义礼智信”:给他通行证,是你的仁义;借刀杀人,是你的智慧。
此刻的伊藤,已经彻头彻尾地被军国主义异化,他从普通个体到侵略者完美表征的转变已然完成。
同样复杂的人物刻画,在汉奸王广海身上也能体现。他有传统汉奸形象的狡猾,也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未泯。
他给日本人做事,想尽办法给妻儿搏一条生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浑水摸鱼救下同胞,却在几万同胞被坑杀时背过身去捂住耳朵,听不到那中间有他妻子的呼救。
他在日本士兵当街摔死婴儿时,视若无睹地继续在一片死寂里维持秩序,“该笑的笑!”然而一个镜头反打,拿着喇叭招呼市民的他强撑着让嘴角停止颤抖,一滴眼泪从脸庞滑落。
相比之下,整部戏的戏眼——邮差苏柳昌,则更像是一个程序被设定好的工具人。他随剧情需要,该逃跑时逃跑,该投降时投降,该反抗时反抗(但也有可能是刘昊然从头到尾呆板的面部表情和比馕还干的台词导致的)。
更不用说“群像”里的其他人物了。在照相馆地下室躲着的这几个人,导演在电影前半段花了大篇幅渲染“战乱下偷生的小人物”这一人物底色。在剧情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电影除了对演员林毓秀和警察宋存义舍得着墨刻画一些人物转变,其他人完全沦为脸谱化的背景板。
人物性格铺陈上的不足,让全片最尴尬的片段,在本该是剧情高潮的节点出现了。
影片接近尾声时,上一秒还活在恐惧、绝望的几个人,下一秒却突然开始充满信仰地高喊:“大好河山,寸土不让!”
完全脱离人物性格走向的台词,让导演的上价值上成了给影院里的观众上刑。
汉奸王广海的姘头林毓秀有身为演员的高傲,却在给日军唱戏遭受欺辱后,一次又一次对王广海发问:“日本人会把我们当人看吗?”“我们有未来吗?”她对未来、对侵略者,更多的是无望和恨意,如何又能在第二天像个冲锋的战士一样就喊出如此热血沸腾的口号?
电影的前半段太想要“现实”,以至于人物显示出一种过于扁平、单一的“偷生”形象。到了导演想上价值的时候,人物塑造上的矫枉过正、心理铺垫上的缺失,就在此时呈现出了一种完全割裂的口号表演,让本该直击人心的台词显得有些说不出的唐突。
第二个问题则是故事重心的严重失衡。
电影前期花了很多功夫,努力还原了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真实场景,将黑白照片具象成了一幕幕血淋淋的现实景象、具体故事,在这一点上电影的完成度非常高。
直到电影最后半个小时里,导演才开始匆匆交代照相馆众人决定要把照片运出南京城,之后就是一系列洗相片、印相片、缝相片的蒙太奇,配上燃情的背景音乐,短短几分钟,就这么把全片的重头戏混过去了。
在急转直下的仓促剧情里,故事逻辑上的漏洞就一个个破了出来。
照相馆里三人反杀伊藤后,拿着从汉奸身上搜出来的通行证准备收拾东西走人时,我心想:杀人不补枪,不会没死吧?结果下一秒伊藤就从地面弹射起步,拿起苏柳昌故意不小心递过去的武士刀开始疯狂砍人,苏柳昌因此贡献一波高光后强行下线。
林毓秀和老金把孩子药倒了藏在皮箱里,想要在过哨卡时暗度陈仓,我心里咯噔:这娃不会在正好过关卡的时候醒了吧?果不其然,最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瞎子士兵搜包的时候没搜出这么大一个娃,却在快要走到安全区时,皮箱传来一声婴儿的清脆啼哭,老金贡献一波高光后顺势下线,但林毓秀居然在日本兵的眼皮子底下强行扛着孩子跑了出去。
我相信,导演申奥是希望讲好一个现实主义故事的,至少在电影的背景渲染上可以看到他的野心和能力。但和《孤注一掷》一样,申奥总是对那些微小个体创造奇迹的原型故事缺乏想象力。
我们回头审视《南京照相馆》和《孤注一掷》就会发现,这两部电影在现实背景的叙事上是可圈可点的。
但不管是抗日故事还是缅北电诈,这些在电影中真实得过于血腥的刻画,归根结底,都是取材于源源不断的史实资料、新闻报道、口耳相传。
大量的事实素材搭建出了真实的故事质感,导演只是站在事实的肩膀上进行艺术性的二次表达,这种二次表达的成果,在叙事转向个体故事时就露了怯。因为缺乏想象力,申奥更像是现实主义的搬运工。
合理的人物塑造和严密的故事逻辑,是很多国产剧情片难以越过的两座大山,结果总是高开低走,尴尬收场。
希望在申奥下一部电影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不贪心的故事。什么时候学会做减法,也就不会再白瞎好题材了。
监制 / 费加罗夫人
微博 / @费加罗夫人
部分素材来源/网络
龙辉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